| 【案情】 2017年2月至10月，李某等5人為了承建工程項目，謀求工程項目投標中標幾率的最大化，通過租借甲乙丙丁等10家有投標資質的公司進行圍標，并支付租借費用和墊付相應投標保證金，不論哪家公司中標，中標后項目都由李某等5人承建。李某等5人通過該種圍標的方式中標4個工程項目，每個項目中標價格均超過200萬元。 【分歧】 對于李某等5人是否構成串通投標罪，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等5人雖然租借了10家公司進行圍標，但其最后中標的標的額亦在招標人的合理標價范圍內，該行為僅僅屬于一般違法行為，不構成串通投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等5人租借10家公司投標并中標，雖未超過規定的招標價格，但招標的初衷是尋求市場競爭最優價，李某等5人圍標行為破壞了市場競爭秩序，違背了招投標法律規范的立法初衷，故應以串通投標罪定罪處罰。 【管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李某等5人的圍標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理由如下： 串通投標罪，是指投標者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或者投標者與招標者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權益，情節嚴重的行為。招投標是一種競爭性很強的市場交易方式，其本質在于要求當事人遵循公開、公平、公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在同等條件下通過市場實現優勝劣汰，最佳配置使用人、財、物力。倘若當事人通過串通投標的不正當手段排斥他人的正當競爭，就會使招標投標活動喪失其原有效應。通過法律甚至刑罰手段來嚴格規范招標投標活動，目的在于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招標投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高經濟效益，保證項目質量。 就本案而言，李某等5人的行為從表面上看，在投標過程中亦遵循法定形式和程序，似乎不符合串通投標罪的法定構成要件。但從實質上分析，其行為已經違背了招投標規范之初衷，李某等5人為了實現其中標目的，采用借用他人的資質、偽造投標資料等手段，以掩蓋10份標書系同一主體完成或控制的事實，而同一主體制作或控制的10份標書必然會一致抬高或壓低投標報價，或者投標文件異常一致或者投標報價呈規律性差異，誘導招標人對最優報價產生誤解而增大圍標者的中標概率，使得圍標者成為中標人，排擠其他投標人的公平競爭，其行為既侵犯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又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易和公正競爭秩序，主觀故意明顯，情節嚴重。 二、圍標是典型的串通投標行為 《招標投標法》第54條規定“投標人以他人名義投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虛作假，騙取中標的，中標無效，給招標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四十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一）不同投標人的投標文件由同一單位或者個人編制；（二）不同投標人委托同一單位或者個人辦理投標事宜；（三）不同投標人的投標文件載明的項目管理成員為同一人；（四）不同投標人的投標文件異常一致或者投標報價呈規律性差異；（五）不同投標人的投標文件相互混裝；（六）不同投標人的投標保證金從同一單位或者個人的賬戶轉出”。李某等5人租借投標公司、代繳保證金、無論誰中標都由李某承建工程的行為無疑屬于串通投標的弄虛作假行為，即該種圍標是一種典型的串通投標行為。 在司法實務中，一些地方通過相關司法文件將圍標作為串通投標罪的表現形式，如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廳2007年制定的《辦理串通投標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規定，采取掛靠、盜用等非法手段，以多個投標人名義進行圍標的，按刑法第223條第1款串通投標罪的規定處罰。 三、圍標金額達到了追訴情節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中第76條規定：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或者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三)中標項目金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即本罪屬情節犯，只有情節嚴重的才構成串通投標罪。本案中，李某等5人采取欺騙等非法手段4次中標項目的金額均在200萬元以上，故筆者認為李某等5人的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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